程颐体用一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解悟了儒学的“天机”

程颐的《伊川易传》写成于晚年编管涪州时期。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说：“绍圣间，以觉论放归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元符二年正月(1099年，程颐67岁)，《易传》成而序之.......崇宁五年(1106年，程顾74 岁)，复宣义郎，致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先生日：‘自量粗力未衰，尚凯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大观元年(1107 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他的弟子尹焞说：〝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

《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批，盖末能无失也。”(见《进书》附录)这是认为，程顾的理学思想和人格践履集中体现在《易传》之中,他的理学就是他的易学，他的易学就是他的为人,研究程顾的学术,应该依据他平生用意所在的《易传》，而不能依据学生所记的《语录》。这说的是实情、在程颐亲自撰写的著作中，唯有这部《易传》体大思精，系统完备，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其他则只是一些零碎片断的奏疏、杂著和未及成书的经解。程顾十分重视这部著作。他曾说”某于《易传》，杀曾下工夫。如学者见问，尽有可南量，书则未欲出之也。”(《外书)卷五)“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卡，其书可出。

韩退之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然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进书》卷十七)程顾于嘉站二年

(1057年)与张载论《易》,时年25岁，易学思想已经成熟，卓然成家，推想《易传》的写作酝酿始于此时，以后随写随改，直到元符二年(1099年)才终于定稿成书，经过了四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书成以后，又过了七年，才出以不人,这时程顾已经是74 岁的高龄了。从仁宗嘉枯到徽宗崇宁年问，北宋的政局动荡不安,喧闹沸腾.党争蜂起，相互倾乳，是一个充满忧惠的时代。程顾作为洛觉的领袖，处于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升降沉浮，对时代的困境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在此时长期潜心于《易传》的写作，与其说是对抽象的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静的思考，出宁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情的追求，企图依据易学的原理探索出一种内圣外王之道,把儒家的名教理想落实于实际的生活。尹焞所说的“先生践履尽《易》”,用意在于强调指出，这部著作凝结了程颐一生从事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所积累的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般性的解《易》之作。《外书》卷十二还记有两条尹焞之语：

和靖(即尹埠)尝以《易传序)请问日：“‘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莫太浅露天机否?“伊川日：“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

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间。一日出《易传序》示门弟子，先生(指尹埠)受之归，伏读数日后,见伊川。伊川问所见。先生日：“某固欲有所问，然不敢发。”伊川日：“何事也?”先生日：“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似太露天机也。“伊川叹美日：“近日学者何尝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尹焞怀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提法过于突兀，似乎泄露了“天机”，可能是觉得这个提法与华严宗的体用相即、事理无碍之说类似，露出了抄袭佛教思想的马脚。如果单从抽象的思辨哲学的角度来看，尹焞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儒学的体用观与佛学的根本区别，关键不在于纯粹的思辩，而在于价值取向与实质性的内涵。因为儒学所谓的体，是指〝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是为儒家的名教理想作论证的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完全不同于佛学的那种淘空了一切社会历史内容的真空绝相之休。儒学所谓的用，乃是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经世外王之用,洋溢着一种人进的精神，也和佛学的那种否定社会人伦而又被迫乐认事相宛然的俗缔之用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儒佛皆言体用，彼此之间的根本区别并未混淆。所以程颐对尹的怀疑不加责怪，反而叹美赞场，并且强调指出，这是不得已而言之，故意洲露出儒学的“天机”，即令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这就足明确地认为，他的易学思想的核心和总纲可以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八个字来概括，只要懂得了这个命题的真正的含义，也就解悟了儒学的“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