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一直是我国文明进程中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

血缘关系一直是我国文明进程中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当古文明从原始平等氏族社会过渡到“五帝”时期，这种血缘纽带关系就开始在社会组织中逐渐建立。

我国原始氏族社会后期社会开始分化，财富占有和社会权力出现了不平等关系，开始形成私有财产观念。早期那些具有“社会公仆”性质的族长开始蜕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成为统治者。邦君的职位与权力开始世袭。这种世袭的地位与权力来自其作为族邦内宗氏家族家长的身份。发展至夏商周三代，这种身份世袭也没有被打破，而是更为加强并得以稳定发展，社会血缘关系正式得以建立。所以，到三代时期我国并没有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对居民实行按地区行政区划的划分。因此，聚落形态也没有演化为行政区域的组织，而是以一种家国同构的氏族伦理秩序为空间组织标准。

三代时期，在家庭组织形式上，无论是夏、商还是西周都还未进化到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阶段，人们尚普遍生活在各种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较大规模的族的组织之中，以这些族作为他们基本生产、生活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单位。在甲骨卜辞中也可窥见一斑’。商人的种族组织一直保持到了西周，西周金文记载周人的军队同样保持着以族为单位的编制。商人及周人的国家不仅没有使这些氏族组织趋于消亡，反而是将其对社会的统治建立在了这样一种族的血缘网络基础之上'。而这种血缘纽带直接导致了华夏民族的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的形成，并反映在了风水营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