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溯源和阴阳五行说，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是怎么来的?
五行溯源和阴阳五行说，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是怎么来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另一条探究的路线——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出发的探究路线。
首先要问，五行的观念是怎么来的?
诚如原始的阴阳和八卦不是一个源头，五行也有自己的源头。原始的五行说可以追溯到殷商的五方观念。殷人原是东方的部落，畜牧业比较发达，因屡经迁徙，方位的观念在生活中自然就很重要。在反映早期殷人宗教活动的卜辞中有：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土受年。
北土受年。
这就是五方观念。因为商有时也称中商。如武丁时卜辞戊寅卜，王贞受屮商年。十月。”这样,以中央自居的中商,加上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不就是五方了吗?有了五方，而后有五臣、五火。五臣就是殷墟出土的卜辞中的“帝五臣正”或“帝五丰臣”。这是指殷人祭祀的五方神祇。五火是五方之火。这里诚露了殷人尚五的传统。
“五行”，最早见诸《尚书》中的《夏书•甘脊》秫周书•洪范》。《甘誓》记栽:夏后启征伐有扈氏，宣布他的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里的五行是指早期的五种基本生产活动或生产行业。所谓“威侮五行”，就是不重视生产活动，不能养活百姓。《洪范》则说：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日稼穡。润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这里的五行是社会生活中必需的五种物质资材。早在西周初年，能对五种基本的实用资材的自然域性和味觉属性作出这样的抽象和相互比较，真是难能可资。虽然这种观察还停留在认识爭物简单的多样性的低级阶段，但已包含r联系和差异思想的端倪。令人惊奇的是，《洪范》这种对五行的认识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发展。春秋时期，《左传》、《国语》中出现的五行，还始终停留在五材的基本认识上。
不过，在这个时期，还是看得到有关五行之间的联系一相克或相生的观念的萌芽。比如，《左传》中“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其中水火金木土的排列，完全符合相克的次序，大概不会出自偶然吧?再如，晋史墨在占卜中也曾用过五行相克(或相胜)的概念，《左传》对此有记载，如“火胜金，故弗克。”，“水胜火，伐姜则可。”此外，在春秋时代人的名和姓，也常常包含有五行相生之义。
进人战国后，五行说开始膨胀起来了。它首先广泛应用在五行分类上，并逐渐跟阴阳思想融合起来。到了战国末期阴阳学派的创始人邹衍那里，五行已不再是五种具体事物，也不仅仅是五种分类，而是五种气，五种元素、五种相互联系的范畴。五行由此正式步入了哲学的殿堂。
齐国人邹衍是以倡导“五徳终始”说而闻名于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部衍乃探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字。”可惜他的著作都散失了。据《史记•封禅书》“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广部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集解》两引如淳的话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又“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这是说，郎衍至少曾有过两本代表著作:一本是《主运》，谈的是五行四时政令一年一周的小终始;一本是《终始五徳》，谈的是天地剖判以来，四代更迭，五德相胜的一朝一代的大终始。前者依据的是五行相生;后者依据的是五行相胜(相克)。也就是说，谈自然的时候，用的是五行相生原理;论历史时，则取五行相克的原理。至此，五行之间有了两条具有相反方向的循环路线：
相生关系:木—火—土—金—水—
相克关系:水—火—金—木—土—
把这两种关系放在一起,可以图示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任何两行之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相生关系说，任何一行都可以促进、帮助、滋生另一行，但同时它自己又受宥另外一行的促进、帮助和滋生;从相克关系说,任何一行都可以限制、约束、克制另一行，但同时它自己也被另外一行所限制、约束和克制。这两个循环序列的建立，使五行学说在哲学抽象方面大大迈进r一步，使它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稳定系统，便能够解释更为复杂的现象。邹子其功不可没!
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把阴阳五行引人了历史哲学的领域，形成一种循环论、目的论和天人感应的历史理论，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它的出现是适应了从战国纷争走向秦、汉统一的时代要求，但也由此把阴阳五行推向神秘主义的歧途。
然而，五行说并没有因神秘主义方面的泛滥而襄足不前。成书于战国末、西汉初的《黄帝内经》集中地体现了五行说在科学认识方面的新发展。除了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相克)之外，《内经》还增加了五行相乘和五行相侮的循环序列。相乘跟相克的序列是一致的，但含义不同:相克是正常的制约关系，是使系统平衡运转的前提条件。而相乘，即亢盛欺弱，则使制约失度，发生“太过”，是异常的制约关系，是使系统运转失衡的原因。比如，火太过，便会对金发生超过正常限度的克制，使金完全销溶，从而使系统的运转出毛病。如果这个系统是人的生理系统，那么人就会生病。相侮跟相克的序列正好相反。相侮的含义是:当一行过于旺盛时，它会倒过来影响原来胜己的那一行。例如，火太过，它会反过来克制水(这里的克制含有反作用、反制约的意思〉。这样的辩证关系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被认识。所以“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显然，相乘和相侮是异常悄况，是对相克和相生状态的补充。于是，把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四种循环序列放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网络系统。
五行网络序的建立，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捤事物的各种主要关系，既能从内部去认识事物的联系方式和结构关系，又可以从综合内、外各部分的复杂关系，去发现事物的总体特征，发现一个系统的维持条件和运转机制。“这就使五行说最终上升为朴素的普通系统论。
可见，五行从原始的分类观念开始，经过认识事物的差异关系，到认识事物的对立和矛盾关系，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具有复杂网络序的逻辑关系系统，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先人在思辨上的髙度智慧。战国是五行说成熟的时期,也是古代文化的大融合时期。事实上，五行说的成熟跟它在这个时期与阴阳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分不开的。那么，五行说又是怎么跟阴阳说结合起来的呢?
在春秋时代，当人们开始把五材的考察纳人与天相对立的地的范畴时，就孕育了阴阳加人的潜在可能性。《左传》记载着这样的议论：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搞。
《国语》中也有：
夫祀，国之大节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疽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
这里以“天之三辰”来配“地之五行”。当五行尚在五材的认识阶段时，五材所成之物，自然是属于地、属于有形体的东西。那么属于天和无形体的东西就必须另求说明了。因此，用三辰来配五行，是对五材说的一种最简单的补充。
当时，还有以六气配五行的，证之《左传》：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这里跟气联系上了。由天之六气(阴、阳、风、雨、晦、明)降生和散发，导致了地上五个元素的不同属性。并且，六气的流转，形成了四时五节。而早期的阴阳又正是这六气屮为首的二气。
到战国初年，当气和阴阳在铒学的殿堂里逐渐获得抽象的意蕴后，它们重新回到四时五节的序列中，跟当时的五行说发生了融合。这时，阴阳已俨然是宇宙万物生成和消长的原动力了。《管子》是早期谈阴阳五行融合并粗具系统的著作。在《管子》里，阴阳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
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
作为本源，阴阳仍然是气。在气的基础上，由阴阳互相作用，派生出四时、五行、日月星辰来: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
中央曰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
如果说在《管子》中，已经透露了东方的五行文化跟南方的阴阳文化的最初的融合，那么，到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理论已经融合发展成一种哲学流派，盛行于当时的燕齐，成了与儒、墨、道、法、名并驾齐驱的六大学派之一。这就是汉人所称的阴阳五行家，或阴阳家或五行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可见当时它的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