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易》学的独特成就和贡献：王弼的思辨《易》学思想较大程度地展示了《周易》的“变”的特征

引老庄人《易》固然是王弼《易》学的重要特征,而王弼《易》学的另一常被世人忽视的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思辨性。王弼的“体例”突出了“适时”、“爻变”、“辨位”,把这些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内容视为《同易》古经的内在逻辑,上升为《周易》思想的基本内容。

这些体例在被具体地运用于古经解说之中后,立刻使它的《易》学充斥并洋溢着思辨精神,这种思辨精神无疑是对《周易》中原有的最富革命精神的“变”的思想的另一角度的展示。整部《周易》是以“变"为特征的,这种“变"的思想就是通过阴阳辩证运动的原理展示于《周易》古经中的。王弼的“体例”所具有的思辨性虽然并不能等同于《周易》象数学中的阴阳辩证思想,但它却以独特的运用形式展示了《周易》的“变”这一精神内容。因而,这几个体例使王弼的《易》学“活”了起来。在突出“变”这一点上,王弼的《易》与原始的《周易》思想是一致的。这是王弼《易》学的一大成功之处,汉代僵化没落的儒家义理附会《易》学早已使《易》失去了辩证色彩,王弼的思辨《易》学思想较大程度地展示了《周易》的“变”的特征,这是对《周易》辩证思想的部分恢复。正是这一因素的存在,使得王弼(易》学与汉代僵化的儒理附会《易》学相比,令人耳目一新。

而王弼援老庄入《易》的做法,又使它的《易》学从另一角度开始了向先秦象数《易》学的靠拢。《周易·系辞》说:“《易》与天地准。”先秦象数《易》学是以天地(自然)之道为本源的。人由天地所生的思想展示出自然是人的父母,天地是人的根本的精神。因此，先秦象数《易》中天地自然之道是高于一切的。由于援老庄入《易》,王弼的《易》学不仅讲人事,更讲自然,“天地、阴阳、变化、数、形器、道、神”等等的概念成了他的《易》学中常见的内容,形而上的义理发挥成了他的《易》学的基本特征。这显然突破了儒家《易》的纲常理论的桎梏,带有明显地谈论自然乃至宇宙义理的倾向。道家所提倡的“重自然"的精神与象数《易》学的义理来于自然的法则,虽然在形式上是一个讲“归宿”,一个讲“来路",但在内容上都尊奉自然,它们有部分的契合。这样,援道家思想解《易》的王弼《易》学较儒家《易》学又明显地向先秦象数《易》学靠近了一步。

在儒家《易》成了《易》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并且已经走向腐朽的时期,王弼《易》学的进步意义无疑是巨大的。自儒家《易》学割除了《易》的预测功能之后,《易》实际上已与它的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自然相分离了。汉代儒家《易》的膨胀致使世人已越来越不知道先秦象数《易》的内容以及它与儒家《易》的关系。许多人因为儒家《易》的得宠而本末倒置,只知有孔子,有儒家《易》,而不知《易》还有其它内容。王弼《易》学不仅扫荡了汉儒的附会之说,它更部分地再现了《易》的辩证精神,显示了《易》与自然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这不仅对于端正《易》的本来面目,弘扬《易》的精神有功，它更改变了《易》学发展的方向。尽管王弼的本意是要借《易》宣扬他的老庄玄学思想,借老庄思想建立自己的义理《易》学体系,但他的《易》说客观上却起到了这个作用。

由于王弼《易》学的思辨精神和援老庄入《易》所带来的“重自然"色彩,使王弼《易》学显得生动宜人,在学术界迅速得到认同，“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而这两个特征又让王弼在不自觉中使先秦象数《易》学的思想内容得到了部分地再现,这种再现使王弼《易》学的价值展示出不可取代的性质,这是《易》学发展史上同样带有转向意义的一段,它也是先秦象数《易》学中的思想特征不可能永远被人为抹去的表现。由于这两个特征及其产生的特殊效果,使得王弼《易》学迥异前人,成就非同一般,因而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说:“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用“独冠古今"四字来誉王弼《易》说,确非过誉。故而孔氏在作《正义》时把王弼的《注》大量收入,“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王弼《易》注实际取得了与孔子《易》学并列的特殊地位,“宗”与“本”本来就难论优劣高下,而在《正义》中实际上是“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四库全书提要》)。如果不是因为孔门儒学的特殊地位,如果颖达不是孔子之后,说不定他会把两家《易》学列成“王先孔后”的次序。从此以后,王弼《易》说被官方正式接纳,作为“正义”的一个思想组成部分而颁行天下,它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治《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