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阴阳五行对后世影响：萧吉主要从三方面总结了五行理论的作用

对于五行理论的重要性,萧吉总结说:

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自羲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以蓍龟为善恶之先。……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灭。在这段话中,萧吉主要从三方面总结了五行理论的作用:

首先,从世间万物的演化来看,五行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源。它源于阴阳,而又进一步演变为具体的万物,无论是天、地、抑或是人事都按照五行的规律来安排。

其次,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从伏羲、神农以至于周、汉,整个历史进程都是以五行的规律作为演进的基础。

最后,从历史的兴衰来看,凡是符合五行规律的朝代往往能够昌盛,而违背了五行规律者则势必走向灭亡。

五行理论虽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萧吉看来,东晋以来的学者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的真谛并没有能够真正把握。他批评说:

昔中原丧乱,晋氏南迁,根本之书不足,枝条之学斯盛。虚谈巧笔,竞功于一时;硕学经邦,弃之于万古。末代踵习,风轨遂成。虽复占候之术尚存,皆从左道之说;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水旱兴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观其谬误,叹其学人,皆信其末而忘本,并举其粗而漏细。

有鉴于此,萧吉决心自己阐发五行思想的精蕴,他"博采经纬,搜穷简牒”,其目的是为了“使斯道不坠,知其始焉”。他认为,如果有人能够认真研究,不仅能“怡德养性,保德全身",还可以“弼谐庶政,利安万有”,即不仅能够修身养性,还可以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萧吉写作此书的目的。

《五行大义》一书共计二十四章,四十小节。对于这种安排，萧吉解释说:“二十四者,五行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也就是说,分二十四章也为了符合二十四节气之数,四十小节则是为了与五行的成数四十相对应。由此可见,《五行大义》一书不仅内容与阴阳五行理论相关,甚至连形式都要与五行理论根一致。

《五行大义》一书实际上是对战国秦汉魏晋以来阴阳五行理论的一个总结之作,萧吉在书中明确征引的文献达一百多种,对于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往往都引用了多种文献加以说明,因此本书对于研究阴阳五行理论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重要的思想都赖此书得以保存。比如在阴阳五行理论方面,《五行大义》卷三《论五常》有“其于五经,则仁以配《易》,其位东方;《礼》以配火,其位南方;义以配《传》,其位西方;智以配《诗》,其位北方;信以配《尚书》,其位中央”的论述,这种把五行、五方与五经相联系的方法在此之前我们似乎还没有见到过,这一思想可能是在六朝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又比如《五行大义》的最后一节是专门论述三十六禽的,三十六禽实际上是由十二生肖发展而来,是在十二生肖的基础上把每一个地支用三种动物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三十六禽的系统，如寅对应的是虎、狸、豹;卯对应的是兔、狐、貉;辰对应的是龙、蛟、鱼等等。这种配禽体系大约也是出现于六朝时期,虽然当时的佛教典籍《摩诃止观》中也有涉及,但对这一问题加以系统而全面的论述的只有《五行大义》一书,并且书中还引用了有关三十六禽的大量不同意见,许多珍贵的内容正是赖此书而得以保存。特别是在《五行大义》所引的有关三十六禽的文献中,有一种名叫《本生经》的书籍,根据《五行大义》的引用,我们知道《本生经》一书中不仅有三十六禽的内容,而且它的三十六禽体系与一般的三十六禽很不一样,比如寅是与生木、虎、狸三者相配,已是与赤土、蛇、蝉相配,其中所提到的“生木”、“赤土”等内容皆不是动物,比较特殊。然而2000年在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下葬年代为西汉初年)出土的《日书》中却有相似的内容,如“申,玉石也";“戌,老火也”,与《五行大义》所引《本生经》的论述有相似之处。又比如三十六禽中,午是与鹿、马、廉相配,而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日书》中,午正好是与鹿相配的,与《五行大义》的内容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五行大义》中关于阴阳五行理论的许多论述也使我们得以正确了解隋唐时期数术材料的内容,比如敦煌卷子中，P2830是“推人游年八卦图”,而“游年八卦法”是一种传统的推禄命术,关于该法的相关情况见于《五行大义》卷五“论人游年、年立”的内容,P.2830及其他一些与游年、年立有关的敦煌卷子都必须结合《五行大义》的相关论述才可以理解。今后对隋唐时代阴阳五行理论的讨论,还应该更加重视《五行大义》一书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