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悟真机:天地认识的升华与易学比应
征兆考察与预测，作为一种自然的“原始符号”解读方式，它是天地问题探讨的门径，也可以说是古人对天地现象认识的内容之一。就上面所涉及的例证看，道门中人有关征兆的认识还显得比较零散;不过，那并不代表道教天地现象认识的全体。如果我们较多地接触一下道教经书总集，那就会看到道门中人对天地现象的认识并非停留在观察阶段，而是有一定的理论升华。尽管这种“升华”与现代的天文、地理科学尚有很远的距离，但却体现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用心思索精神，而令人感兴趣的当然是那些贯注了易学的义理与象数符号的论述。
观天文察地理与经教畅咏
天地征兆现象的观察是靠视觉来进行的。俗语中有所谓“眼见为实”的说法。因此，凡是眼睛所能观察得到的天地事物迹象都可以叫做“实兆”。面对一种物象，只要观察者赋予它某种象征意义，并同观察中所假定的未来即将产生的事物联系起来，当作未来事物的“信使”，那么这就是“实兆”了。就传统的形态分类来看，“实兆”无非分布于天地人三界。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人被当作一切问题研究的中心。人处天地之中，所以观察兆象主要就是观天文、察地理。这种思想深刻地表现在《太上洞玄宝元上经》之中。
《太上洞玄宝元上经》从征兆学的角度对天文、地理的内涵作了说明。关于天文，该书说:
天文青，三光也。名为‘观’者，占三光也。三光者，日月星也。周睇三道，推步玑衡。日往月来，回旋无极。岁及荧惑，太白辰镇。行常为成，示祸显福。北斗九星，二隐七章，皎昧相表。斟酌玄滓，润洽含炁，生成无央(殃)。
观春之咏，十有六篇也。阳律阴吕，唱和调通，继朔十二，杰苏为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节克会，属于八音，相资继用。观夏之咏，畅篇二十，而火以抹(沫)木为礼，木以生火为仁，春以萌育为德，夏以滋长为功。律吕既协，八音亦谐。三光无忒，岁序宣明，摄此朔节，谓之为年，是为属天。
这段话比较难懂，我们还是先把它的意思搞清楚以后再来看其易学意蕴。作者告诉我们:“天文”主要是指日月星“三光”。所谓“观天文”的“观”字，就是细心察看的意思，这又叫做“占”。
倾斜视线，反复观察日月星的运行轨道，推测步量北斗中的璇玑玉衡之星。日月运行，一往一来，昼夜交替，没有穷尽。每年忽隐忽显的火星一出现，总有一种“炫惑”的感觉;金星太白，早晨出于东方，所以又称启明星，金主肃杀，它的出现意味着兵戎之事。从星宿的运行中得到告诫，明白祸殃与福禄的根本。北斗九星，两颗隐潜，七颗显明，皎白暗昧，互为表里。仔细琢磨玄妙的津途，滋润谐调而一气含融，生长化成则没有穷尽。检查一下《道德经》八十一章在春夏秋冬四季中的分配，春季中诵读十六章(篇)，依照阴阳十二律吟咏唱和，直到胸中之气舒畅为端倪。由立春到春分，由立夏到夏至，由立秋到秋分，由立冬到冬至，按八个节气循序而进，和于八音，阴阳往复，相互对比而发生效用。夏季中诵读二十章(篇)。夏火以反沫于春木为有礼，春木则以生养夏火为有仁，春天以萌生化育为大德，夏天以滋润生长为天功。阴阳律吕既然已经协和，八个音阶也就运用顺畅。
日月星三光没有反常现象，岁时明朗有序，依照这样的规律定下节气晦朔，这就叫做“年”，它从根本上看是属于“天”。
《太上洞玄宝元上经》所谓“天文”是与自然征兆判断相联系的，因为作者把“观”与“占”同等看待，这即是借助日月星之象的观察以推断吉凶，呈现于眼前的日月星三光之象，只要同某种即将产生的喜事或凶事联结起来便具有征兆的意蕴。这就说明该书作者的“天文”之论是因征兆而发的。在表达了什么叫“天文”的意义基础上，《太上洞玄宝元上经》进一步指出诸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日月往来，周而复始，回旋不尽。掌握了其运行规律，人们就有了相对的自由。当然，天体运行也有失常的时候。在该书作者看来，那是天对人的一种警戒。作为修道者，应该从天体运行的“有常”与“失序”中悟出吉凶之理，以便作出预先的行动抉择。作者在这里取一年四季中的春夏两季归属于“天”，配上咏诵经文三十六篇，暗合昆仑之数一，共为三十七，与《道德经》上篇之数亦相应。其易学意蕴在于“数”的匹配。
天上的日月星之“数”是“三”，显然其中尚含有易学的三重结构;至于阴阳律吕、八音、八节的配合，当然也是易学经常使用的多层符号显示，而“火”与“木”的母子关系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引入，则使易学本有的符号转换更为多样化了。
关于“地理”,《太上洞玄宝元上经》说:地理者，三色也。名为“察”者，候三色也。三色者，土山水也。历览五方、干支位次: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中酉戌亥。此二十有二，以为秋咏，严明分段，不相参杂也。次豫、兖、青、徐、扬、荆、梁、雍、冀九州也。太山、衡山、华山、恒山、嵩高山五岳也。江、河、淮、济四渎也。四海环回，州土，山水，分支干二十二。又二十二章，以为冬咏。昆仑极中，镇四序之际，四十五章是为属地。推功归天，揖敛让上，则下有四十四章矣。
这段话的字义与上面关于“天文”的阐述一段相比，明白得多，大抵是讲:地理的名义可以简单归结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颜色。
之所以叫做“察”，是因为地理之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守望与察勘这三种颜色。哪三种颜色呢?就是地上的土、山、水这三种东西的色泽。中华国土，其面积分布一般划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用天干、地支来标示，它们的次序是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为十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合起来是二十二，作为秋天咏诵的数字依据，时序推移，地域变迁，五方依次轮转，界限分明，没有杂乱无章的感觉。再下来是行政区域分野，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合为九州。还有太山、衡山、华山、恒山、嵩高山合为“五岳”。长江、黄河、淮河、济河叫做“四渎”。东西南北有四海环绕在州土之外。它们合起来的数目也是二十二，因此分二十二章作为冬天咏诵之用。昆仑山是天下九州的中极，作为东西南北的规准，千支、州土、山水与昆仑之数共四十五，这属于“地理”。因地顺成辅助于“天”，归功合本，作揖礼让，将其中的“一”数属之于“天”，所以冬天与秋天所咏诵者为四十四章。
《太上洞玄宝元上经》关于地理论述的易学蕴含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因袭易学固有的“占候”恩想，以作为考察地理的依据。所谓“候”其本义是观察，守望。《说文解字》称:“候，伺望也。”《国语·晋语八》:“攀争即利而舍，候遮扦卫不行。”韦昭注:“候，候望。”又《后汉书·钟离意传》说:“故分布祷请，窥候风云。”此处数例所讲的“候”是就观察、等候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观察物象，主要是为了弄清事物的真实面貌，但在古代往往又力图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之事变，干是“候”便被赋予了“占验”的意义。如《史记·封禅书》所称:“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其中的“望气佐”是一种官名。皇帝派遣这位官吏占察云气，说明当时朝廷对这种占验活动是相当重视的。通过追溯与比较，不难看出，《太上洞玄宝元上经》所谓“察地理”实际上包含了对土山水的占验思想。这种占验的思想原则实与《易经》相吻合。《系辞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这四种所谓“圣人之道”就包括了“占”在内，所以《系辞上》作者紧接着说“以卜筮者尚其占”。卜问决疑的人所推崇的是其中的“占筮”方式与道理。《系辞上》又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君子平时安居就观察《周易》的卦象和推究玩味它的文辞，有所行动的时候就观察它的变化迹象且把玩其占筮的理趣。朱熹曾经直截了当指出《周易》是一本“卜筮”的书:“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扣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按照朱熹的看法，古代的圣人创作《易经》本来就是为了教导人们卜筮的，以便决定所要采取的行动是否可以，从而设立文辞，在具体占卜过程中引导人们弃恶从善。这就如汉代的易学大师严君平所讲的那样:对作为儿子的人就通过占筮而劝告他们应依孝道行事，对作为臣子的人就劝告他们尽忠守职。可见卦爻的文辞只是根据卦象设立象征类比，虚拟假设而已，以便在有人祈求叩问的时候，就根据所遇上的卦，决断祈求者的疑问。朱熹的话可以说是点到了《易经》产生的性质问题。在“占察”的意义上看，道教《太上洞玄宝元上经》与《易经》之理是一致的。第二，延扩了易学数字符号的象征功能。
易学的卦象符号本来就具备了“数”的内涵，每卦六爻符号，这就是最基本的“数”，还有所谓推演卦象的“大衍数”“天地数”等等;至于天干、地支的配合，在《易经》卦爻辞中已经有所涉及，如《蛊》卦辞所言“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以及《巽》卦九五爻辞所言“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就可以证明干支的应用。《太上洞玄宝元上经》将这种数字符号加以引申发展，把老子《道德经》经文分纳于其间。本来《道德经》是没有分章的，后世作了许多不同的分章，最流行的要算八十一章次序。八十一章又分为上下篇，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关于“地理”问题，《太上洞玄宝元上经》特别提出了“昆仑”的“极中”地位。
这个“极中”就是“居中”之“极”，它有地上“太极”的符号意义。因为它既然是“四序”的中准，这也就具有主宰的内蕴。在考虑秋冬咏诵篇章时，《太上洞玄宝元上经》又以昆仑归属于“天”。于是，原来的干支二十二、九州、五岳、四渎、四海、昆仑总数之和四十五因去昆仑之数一，也就只剩下四十四。这实际上蕴含着《易经》中的“大衍”卦筮数理，《易经》演卦以五十根蓍草为基本的筹算单位，挂一不用，象征“太极”。《太上洞玄宝元上经》“虚”昆仑以属于“天”，这在思想旨趣上乃暗藏着“太极”符号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