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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铺叙《黄庭经》:《黄庭经》这部书不仅是道门之宝典,而且成为小说家进行艺术创作的资料凭借

翻开长篇章回体小说《封神演义》,我们可以发现书中多次涉及《黄庭经》,例如第二十三回《文王夜梦飞熊兆》写姜子牙垂钓渭水,守时待命,不管闲非,日诵“黄庭”,悟道修真。又该书第二十四回《渭水文王聘子牙》开篇即出诗一首:

别却朝歌隐此间,喜观绿水绕青山。

黄庭两卷消长昼,金鲤三条了笑颜。

柳内莺声来呖呖,岸傍溜响听潺潺。

满天华露开祥瑞,赢得文王仙驾扳。

文中所言之“黄庭”乃是《黄庭经》的简称。可见,《黄庭经》这部书不仅是道门之宝典,而且成为小说家进行艺术创作的资料凭借。《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本是先秦时期的一位神仙人物,说他那时就在诵读《黄庭经》不过是小说家的艺术构想,因为有关姜子牙的历史文献并没有言及《黄庭经》的事。不过,小说家的创作却也不是全属空穴来风。可以说,这是《黄庭经》长期流传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黄庭经》是怎样进入小说领域的?这不是本书所要著重研讨的问题,但从其有关人物诵读“黄庭”的情节描述中,我们却能够获得进一步稽考丹道秘学与《易经》卦象符号象征关系的线索,因为“黄庭”在小说家的笔下即是一种符号意象,它所象征的是道门的修炼精神。

从小说铺叙《黄庭经》说起:《黄庭经》这部书不仅是道门之宝典,而且成为小说家进行艺术创作的资料凭借

考诸道教经书总集,可知《黄庭经》分为三部,即《上清黄庭内景经》《上清黄庭外景经》《上清黄庭中景经》。习惯上,往往把书名中的某些字眼诸如“上清”等省略,所以其名称便有许多变革,有的时候甚至只称《黄庭》。至于对其三部加以区分时照样也有略称的,如称《上清黄庭内景经》为《内景》,称《上清黄庭外景经》为《外景》,称《上清黄庭中景经》为《中景》。

当然,也有在经名中加字甚至换字的,如梁丘子的注本便加了个“玉”字,使书名变成《黄庭内景玉经》等等。就其作者角度而言,《上清黄庭中景经》,学术界多疑为后人伪作。因此,一般言《黄庭》者往往不包括《中景经》在内。就《内景》与《外景》而言,其问世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

欧阳修说:“《黄庭经》者,魏晋时道士养生之书也。”宋末道教学者俞琰也说:“《黄庭经》恐是魏晋间文章。”欧阳修与俞琰以为《黄庭经》出于魏晋时期应当有一定的根据,因为晋代著名道士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已著录了《黄庭经》。据说,此经的流布与魏晋间女道士魏夫人有很大的关系。

《太平广记》卷五八《魏夫人传》说:魏夫人是任城人,晋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之女,名字叫做“华存”,字贤安,幼年起就雅好道法,她“志慕神仙”,渴求能够“冲举”飞升,经常服用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不论亲戚往来,她还是专心修道。到了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强迫下嫁给了南阳人刘文,生了两个儿子。在儿子稍长大时,她就“离隔宇室”,在另外的屋子中就寝,一心期盼幽灵,精诚弥笃。据说她修斋达三月之久,感动了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等许多神明下降。

有景林真人者授予《黄庭内景经》,吩咐她昼夜存念,读之万遍,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腑,调和三魂五脏”。《太平广记》的记载颇带神秘气息;不过,也有迹可寻。关于魏夫人之父魏舒的生平见于《晋书》卷四一。其所载魏舒的籍贯、官衔与《太平广记·魏夫人传》大抵相合,估计魏夫人华存乃实有其人。又据《仙苑编珠》卷中及《仙鉴》等道书所载,魏夫人住世凡83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公元334年),乃“托剑化形而去",也就是化去形体离开人世。由此推断,魏华存当生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时其父魏舒43岁。又魏舒曾三娶妻室,但三个妻子却都比魏舒早死,到了太康初年,魏舒最后一个妻子也死了。据此,则魏华存早年已经对生死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生活道路比较坎坷,所以萌发出世修道之愿,自在情理之中。而其父与此时的清修人物山涛、张华等多有往来,曾劝武帝“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禅东岳",这说明魏舒本是个好道人物,其思想不能不对子女发生影响。这样,魏华存期幽灵而得《黄庭经》一事便有其家庭的宗教背景了。按照《茅山志》卷十的记载,魏夫人是在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得到景林真人王君降授“宝经”的,这部“宝经”指的就是《黄庭内景经》。所谓“降授”很可能是一种扶乩降笔的行为,即通过存想神明或咒语的引导而致神明“附体”说经。就其亲笔操作的角度而言,其撰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华存。许多古文献记载都言及魏华存不仅读老庄,而且通“五经百氏”。我们知道,“五经”中就包括《易经》在内。既然,神明“降授”是通过魏夫人的手笔实现的,则《黄庭内景经》带有《易经》的信息也就有其思想根据了。当然,这也仅仅是个“假设”而已,它与事实是否相吻合,还必须研读一下《黄庭经》文本才能得到最后的证实。不论《黄庭内景经》的真正撰写者是不是魏华存,我们了解一下这种背景也有利于发掘其中的易学底蕴。另外,还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黄庭外景经》的出世年代。正如《黄庭内景经》一样,《黄庭外景经》的问世年代是难于找到确切根据的;不过,从《内景经》名称的使用情况也可以追溯到某些踪迹。因为“内”是与“外”相对而言的,无“外”就不必言“内”。除了上述诸多文献言及《内景》外,陶弘景《真诰》卷九《协昌期》记六月一日夜清灵真人“降言”时也述及“内景”,谓“山世远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炼”。所谓“孟先生”当是戴孟,《仙鉴》卷七曾述其受业于山世远之事,或以为汉代人;但该书《戴孟传》称谢允于晋成帝咸康(公元335~342年)中到了武当山见戴孟,且“执弟子礼,求授道要”。这个资料表明,此时道门中仍以《内景》为重,但同时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道人们在谈及《黄庭经》时主观上已有“内外景”之分,为了不同《外景》相混淆,故而于授受源流的描述中便不再泛称《黄庭》。至于《外景》名称的最早面世,一般以大书法家王羲之书以换鹅为其标志。王羲之是在三十七岁的时候书写《外景》的。从其生年公元303年推算,则书写《黄庭外景经》是在公元340年,因此《黄庭外景经》问世之下限当不迟于这一年,而其上限则不早于《内景》问世之年,故《外景》亦当为魏晋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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