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员由个体聚集而为群体，苏轼认为有聚必有党，有党必有争，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斗争、彼此倾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苏轼在泰卦注中指出：
阳始于复而至于泰，泰而后为大壮，大壮而后为夫。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夫之世，小人愈哀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独安夫泰者，以为世之小人不可胜尽，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穷而无归，其势必至于争，争则胜负之势未有决焉，故独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为无措，然后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为最安也。(卷二)
苏轼认为，关于君子小人之辦，并非界限分明，一成不变。比如人之所以为盗，根本原因在于衣食不足。如果衣食不足，不能保证农夫市人不变为盗。反之，如果衣食既足，盗也可以重新变为农夫市人。同是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下，贤于此者为君子，愚于彼者为小人。一个人之所以有不正之行，必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苏轼反复强调，应该用一种宽容的精神来处理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把异己者的存在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不可好同恶异，求全责备，强迫天下之人都来随从自己。他在随卦注中指出：
大时不齐，故随之世容有不随者也。责天下以人人随己而咎共贞者，此天下所以不悦也。(卷二)
在无妄卦注中指出：
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万至于尽丧。 无安者，驱人而内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关⋯无安之世而有疾為，是大正文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地，乌可药哉?以无安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日无安之药，不可试也。(卷三)
在鼎卦注中指出：
圣人之于人也,责其身不问其所从，论其今不考其素。苟驿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虽以出否为利，而择之太详，求之太备，天下无完人。(卷五)
就理想的层面而言，苏轼追求一种诚同的境界。所谓诚同，就是社会的各个成员本于自己的性情，真而无份，循理无私，根据对阴阳和合之易理的实际的体会，相互信赖，团结合作，不依赖外在的强制手段而以内在的诚心求同为基础所共同创造的一种社会整体的和谐。但是，就现实的层面而言，苏轼清醒地看到，有聚必有党，有党必有争，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斗争、彼此倾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使得他焦虑不安，忧心如焚，毕生都在苦苦地探索一种解脱之道，企图在二者之间我到一个行之有效的结合点。由于他对理想的追求表现得真诚而执着，所以人们往往称之为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由于他历经坎坷，备受折磨，对充满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倾轨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又表现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从深层的心态来看，苏轼的易学实际上就是以理想与现实、和谐与斗争的关系为主题而展开的。也许他并没有真正我到二者之间的结合点，但是他在探索过程中所进发的那些思想的闪光、人格的魅力、追求的意向以及理论的困惑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启发后人去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且以他对萃卦与噬嗑卦的解释为例，说明他对现实层面的剖析。萃卦靠坤下兑上，萃者聚也，即社会成员由个体聚集而为群体。苏轼解释说：
易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聚必有党，有党必有争，故萃者争之大也。盍取其爻而观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应，则四能萃三；近五而无应，则五能萃上；此岂非其交争之际也哉！(卷五)
五与二相聚而成党，四与初相聚而所党，三与四相聚而成觉，上与五相聚而成党，四党之间的关系，犬牙相错，纵横捭阖，各欲以其不正争非其有，因而是一个利益交争的领域。初六之所应者为九四。六三始以无应而萃于四，终以四之有应，咨嗟而去之，始信而终叛，是一种苟合之聚，故六三之象日萃如嗟如。萃有四阴，而九四分其二，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权，为九五之所忌，非大吉则有咎。九五以位为心,不能容忍九四之夺权，存位以忌四，其志不光，仅得无咎。上六近五而无应,被迫与五相聚，而又不安其位，因而自怨自艾，哮汉哭泣。由此看来，当人们聚集为群体之时，并不呈现为一种理想的和谐，而是一幅令人心烦意乱的相互年夺、彼此伤害的景象。
噬嗑卦重震下离上，象征顾中有物，梗塞不通，必相噬而后合。苏轼解释说：
噬嗑之时，噬非类而居其问者也，阳欲噬阳以合乎阳，阴欲噬阳以合乎阴。
居噬嗑之时，六爻未有不以噬为事者也。自二与五，反覆相噬，犹能戒以相存也。惟初与上，内噬三明，而莫或噬之，贪得而不戒,故始于小过，终于大咎。
九四居二阴之间，六五居二阳之间，皆处争地而致交噬者也。夫不能以德相怀，而以相噬为志者，惟常有敌以致其噬，则可以少安。苟政亡矣，噬将无所施，不儿子自噬乎?由此观之，无德而相噬者，以有政为福矣。九四噬乾肿得金矢，六五噬乾肉得黄金。九四之难噬，是六三、六五之得也。六五之难噬，是九四、上九之得也。得之为言，犹日赖此在云尔，利艰负吉，负厉无咎,皆末可以安居而享福也。(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