筮法的系统观：筮法作为一种迷信的占卜形式，其目的只是为了求得所占问事情的发展前途获得的一种心理安慰
在中国古人的概念中不存在系统这个词，但是在他们的思维中却无一处不受着这一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行动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一理论对他们的制约。筮法中体现出的系统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筮法，作为一种迷信的占卜形式，其目的只是为了求得所占问事情的发展前途，是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不能断然下结论而求助的一种心理安慰，所以古人说“卜以决疑，无疑何卜”。《周易》也指出“再三，则不告”说明古人把卜筮看成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决不可以渎。剥开其庄严神秘的外壳，其实质不过是数字推导。古人也明白“者数也”的道理，因此，筮法数字推导的背后反映着古人的潜意识，不是偶然的巧合
迷信的东西都有一定复制自身、使自身神秘化的趋向。这种神秘化的趋向是与其自身的流行程度呈反比的。因为人总是迷信自己所不能真正理解的，同时又总是喜欢利用自己所熟悉的和最为便利的。一种普及程度较高的迷信方式，其自身内部对神秘性与通行性的安排，是决定其是否能够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神秘带给迷信以崇高的地位与盲从者，同时，也就带给它孤立和对立，这也是其最后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筮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它最原始的起源是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最晚在中国人从原始社会中走出来的时候，原始意义上的筮法就已经产生，而且在人们的所有迷信方式中属于比较重要的一种。这种占卜方式以其特有的简单方便在人们日常占卜活动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筮法因为其普遍性而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逐渐重视，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了对筮法最初的改造，法与哲学开始并行，也就意味着它开始走向复杂与神秘。
九筮时期应该是对筮法的改造时期，虽然其丰富的占筮种类证明着人们对筮法仍旧拥有十分普遍的兴趣，但是这只是人们心理惯性的一种表现面已，并不是筮法从产生走向普及，而是正相反，是法由普及走向衰落的开始。
当孔子所记录下来的筮法最终在占筮活动中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法那种原始的普及性就开始消失。这个过程至少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到春秋战国时代，筮法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了，其哲学内涵更加丰富，其占方法更加复杂，其占用词更加文雅，对占结果的分析更加复杂，占问的事情更加重要，这也就在说明着，法作为一种占卜方式，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已经完全不再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人们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一条平民占的例子，《左传》和《国语》有关占筮的记录不少，但是问占者都是诸侯、诸侯夫人和卿大夫士。
我们今天面对的筮法，以其成熟性说明它已经是被神秘化之后的法，它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在它形成过程中融人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某些心理定式，它的构造是人们心态的一面镜子。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筮法过程与策法理论表现出来的整齐序列中，看出古人潜意识中的系统论思想。
《系辞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这段论述宇宙产生的文字中，生动地排列出一个由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的系统结构。法中的“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探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执以象闰。五岁再，故再而后挂”，也是说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二、三、四、五的系列。
此外，与上述系统相对应的还有八卦之下的系统。八卦相重，产生出六十四别卦，每一别卦中包括六爻，六十四卦共计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的生成需要经过著草的数十次变化，总计三百八十四交中著草变化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就构成了一个数目更为庞大的系统。筮法中描述的系统都是从相生的角度出发，说明系统间的从属关系，母系统中包括子系统，子系统中又包含着更低一层次的子系统，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筮法从其本质上来说是求数，不论是用什么方法，只要是可以求出六、七、八、九四个数字，就可以根据占法的规定，运用这四个数字来判断所占问事情的吉凶。求数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什么古人偏偏选中了如此复杂，如此系统化的一种?这不能不说是反映着中国古人对系统化思想的偏爱，是古人心态的一种反映。
关于中国古人对系统结构的偏爱也反映在其他古籍中。
在远古时，有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又有禹把中国的大地划分为九州，《山海经》把天下分成十八部分论述，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反映的是山、海外、海内、大荒四大系统共同组成天下这一整体，而四个大系统中又各自包括四至五个子系统。《周礼》把所有的官职归纳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类中去，也是形成一个大的系统结构。
最为典型的是《尚书·洪范》:
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农用八政，次四日协用五纪，次五日建用皇极，次六曰父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日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一、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末，四日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日貌，二日言，三日视，四日听，五日思。三、八政:一日食，二日货，三曰把，四日司空，五曰司徒，六日司寇，七日宾，八日师。四、五祀:一日岁，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展，五曰历数。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六、三德:一日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七、稽疑:择建立卜盆人，乃命十。日雨，日雾，日蒙，曰骄，日克，曰贞，曰悔，凡七。……八、腐征:曰雨，日肠，曰燠，日寒，日风，日时……九、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做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日凶、短、折，二日疾，三日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这反映的不仅是静态的系统，而且是包括动态的系统运动在内，是国家这一大系统及其下属的子系统联合运转的动态结构。
可以说，中国古人的思维中很早就存在着一个定式，不仅仅是喜爱从遍联系中看每一个具体的事物，而且是基本上不从孤立的角度看问题，似乎是他们对孤立地看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几乎就不存在什么独立的个体，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把一切事物都归纳到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去，在系统中加以认识，加以把握。
这种思维定式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与五行观相结合，表现出中国古人对五这一数字的偏爱。他们以五去规定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的以五字打头的大系统。《周礼》中就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文字，说明这种系统观念的起源在时间上是很早的。《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五行物五位，以生寒燥湿风”五位是指东西南北中。《尚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五色是指青黄赤白黑。《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五味指酸苦甘辛咸，五谷指菽黍麦麻稷，五药草木虫食谷。《周礼·春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五祀指五牲，即牛羊豕犬鸡。这种现象除证明中国古人对五这个数字有一种迷信观念以外，还可以说明，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系统观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除上述我们提到的若干种与五相关的总结与归纳之外，古人还有五音、五脏、五星、五体、五虫、五器、五液、五志、五欲、五性、五伦，等等，十分生硬地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现象、运动都归人到与五相关的系统中去。这种分类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机械的，却反映着中国古人对系统观念的重视。从《周易》筮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的系统观念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派别，一个是以《周易》法为代表的，另一个是以五行观为代表的。《周易》筮法代表的系统观念与五行观所代表的系统观念最大的区别有两点。
第一，法中的二级系统，也可以说是子系统，不是完全地以五来分配。
笼统地讲，筮法中包括三个不同的系统，一是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二是太极一两仪-三才一四象一奇余，三是八卦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是第一个系统的变形，第三个系统是第一个系统的动态结构。
在这三个系统中，处于二级地位的子系统都不是用五来打头，而且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一个是六十四，两个是二。
第二，筮法中存在着多级子系统，而不是像五行观中那样，子系统只有一个级别。
在上述筮法的三种系统中，第一种与第三种都是包括有三个级别的子系统，第二种则是包括有四个级别的子系统，在排列上可以分成四个甚至是五个层次，母系统-一级子系统-二级子系统-三级子系统一四级子系统，形成多层结构的网络。
而五行观中的系统却只有两个级别，除了最高层次的母系统，即宇宙整体之外，就只有一个层次的子系统--五行。一切事物的分类都是在以五行为首的同一层次中，它们之间不存在包容关系，在地位上是并行的。
对比之下，很容易发现，五行观中包含的系统观念远不如法中包含的系统观念先进。二者间这两点区别正是法中之系统观优于五行观中之系统观的所在。系统分成多层次，每一层次的子系统并不一定非得以五来进行归纳，这才更接近于宇宙间事物运动变化的真实情况，是对宇宙作为一个大系统的正确摹写。筮法中的系统观反映着中国古人的先进认识。
在历史的发展中，先进的东西并不总是可以取得优势地位，在这里，法哲学中的系统观念就是如此。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它没有在逐渐的发展中更加完善，并最终战胜五行观中相对落后的系统观念，形科学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直与五行中的系统观念相并行，同时作用于中国人的思维。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下，中国人的思维中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整体认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形成一种环式结构，这使中国人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得特别复杂思想上追求完美反而使中国人成为行动上的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