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依据易学阴阳消长之理，奉行宽容的政策，合理处理君子与小人之间关系
就实际的政治运作而言,程颐依据易学阴阳消长之理,认为关键在于奉行一种宽容的政策，合理地处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阳则有阳，有善则有恶。君子小人之气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七分君子则大治，七分小人则大乱。如是,则尧舜之世不能无小人。盖尧舜之世，只是以礼乐法度驱而之善,尽其道而己。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虽欲为恶，不能成其恶。虽尧舜之世，然于其家乖戾之气亦生朱、均在朝则有四凶,久而不去。”(《遗书》卷十五)“圣贤在上,天下未尝无小人也，能使小人不政肆其恶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尝不知圣贤之可说也,故四凶立光朝，必顺而听命。圣人岂不察其终出于恶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己。苟诚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则危道也。是以惟尧舜之盛，于此未尝无戒，戒所当戒也。”(《粹言》二)〝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辉言》卷一)〝上下一于敬，则天地启位、万物自育，气气无不利，四灵何所不至?此圣人修已以安百姓之道也。”(《粹言》卷二)这是认为，从天地阴阳两两相对的角度来看,矛盾是晋遍存在的，虽光骄之世来尝无小人，虽能约之世亦木未尝无君子，此二者作为对立的两极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共同生活于社会的统一体中，乃古今之常道，天理之本然。如果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善的积极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则能合理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事物各得其所，不相悖害，促进社会的和谐融洽，而收其相反相成之功，此之谓治世。反之，如果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恶的消极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就会激化社会的冲突意识，破坏社会的和谐融洽，争夺不已，相互悖害，而成为乱世。
因此,自古治乱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则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则乱。尧舜之世,三王之世,小康之世,可以依其君子与小人组成比例之不同而区分为大治、中治与小治，但皆属于治世，符合外王理想。所谓外王理想的政治运作，并不是要造就一种弃绝小人的纯之又纯的君子国，其实质性的内涵在于造就一种崇尚宽容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承认小人存在的正当性，同时进行正面的引导驱而之善，使之顺而听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存异以求同。所以程颐指出：“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恶为善良，绥仇敌为臣子者，由弗之绝也。苟无含洪之道，而与己异者一皆弃绝之，不几于弃天下以仇君子乎?故圣人无弃物，王者重绝人。”(《粹言》卷一)在《易传》中,程颐论述合睽之道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指出：“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当睽之时，虽同德者相与,然小人乖异者至众,若齐绝之，不凡尽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则失含弘之义，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见恶人则无咎也。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革仇敌为臣民者，由弗绝也。”(《睽卦》传)
程颐的这种崇尚宽容 、存异求同的政治主张，虽说是本于易理，其实也是对北宋自庆历以水持续不断的激烈党争的深刻总结和沉痛反省。庆历年间,范仲淹倡导改革,因朋党之议而归于失败。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贬黜旧党。元祐更化,旧党尽废新法，贩黜新觉。绍圣绍述，恢复新法，再黜旧党。在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以不可调和的意识冲突为主导的激烈的觉争中，朝延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两败俱伤，没有一个胜利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就是使任何合理的政治运作都无法进行,社会的危机愈演愈烈,一步一步把国家推向灭亡的边缘。后世史家论及这一段历史，多称北宋之亡，亡于党争，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程氏兄弟属于新法的反对派，是洛党的领袖，他们与王安石由政见不同发展为相互敌对，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外书》卷十二记载：“荆公置条例司，用程伯淳为属。一日盛路，荆公与伯淳对语。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公日：•所言何事?‘荆公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雱萁踞以坐,大言日：‘枭韩琦、富弼之首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邃日：“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秀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伯淳先生兴日：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诌佞，介南以为有才,知交通，适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副枢以去，范尧夫辞修注得罪张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责。介甫性很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就当时的具体形势而言,新党与日党两方面都采取了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
当新党推行变法之初，人们狃于故习,持有异议，一时难以承受，本是情理之常，此时如能循序渐进,耐心说服，争取旧党人士的共识与支持,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王安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排斥异己，听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这就激起更大的反弹,人为地树立更多的阻力。旧党方面,论其初衷，也不是顾固保守，一味地反对改革，只是由于过分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加上不以大局为重，抓住某些枝节问题对新法进行攻击,拒绝与之合作，这也是促成新旧防党水火不容的重要原因。后来程颐回忆这一段经历,痛切地感到自己应该承担一半错误的责任。他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遗书》卷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