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立足于易学的基本原理，如何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简历其有批判精神的经世外王之学
宋代的党争起自庆历、熙宁以后，围绕着王安石的变法，分为新旧两党，旧党又分为洛觉、蜀觉、朔觉,当时谓之朋觉。这些朋觉不同于近代工业社会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而出现的政觉，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确定的政纲和觉章，甚至没有合法的地位，只不过是从官僚政治体制中分化出来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的暂时性的聚合。他们之间的斗争熟胜就负，不是取次于民众的选举，而是取决于集权君主的裁判,君主以为是则胜，以为非则负。一般说来，集权君主大多奉行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服磨韩非的“明君贵独道之容”的哲学，并不希望臣下结成朋党削弱自己的权力，往往采取各种措施来禁绝朋党。在政治斗争中，许多人迎合君主的这种心理，只要称政敌为朋党，即可置之于死地，因而朋党成了一个不祥的罪名。照儒家看来，自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家天下的君主集权制是不能不接受的，但是在政治的运作上却不赞同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儒家主张“为君难，为臣不易”，强调君臣应该共同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协同配合，励精图治，君主不可垄断权力，专制独裁,而应该委贤任能，信任臣下，臣下也不可以权谋私，侵犯君权，而应该尽力辅助,志匡王室。这是一种君臣共治的思想也可称之为贤人政治的主张。由于儒家一直坚持这和主张，听以常常与集权君主的专制主义思想发生矛盾,而使合理的政诒运作陷人泥乱。《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记载：“(庆历)四年夏,帝与执政论及朋党事，范仲淹对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辩之耳。诚使君子相朋次善，其于国家何害?不可禁也。
庆历五年,杜衍、范仲淹、富弼罢。右正言钱明逸希章得象等意,遂论仲淹、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明党。陈执中复潛衍庇二人。帝不悦,遂并黜之。欧阳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其识不远，欲广陷良 善则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诬以专权。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唯指为朋党,则可尽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方可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窃为陛下惜之。”
但是,仁宗并没有被欧阳修、范仲淹说服，仍然害怕朋党，听信谗言，把一批真正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大臣尽数贬黜，以致刚刚推行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归于失败。至于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固然是由于新旧两党因相互沖突而不能达成共识，但是关键却在于作为集权君主的神宗领导无方,次策失误,前后动摇，,缺乏一个正确的政治运作的理念。当时君子与小人之辩闹得沸沸扬扬，新党攻击旧党为小人，旧日党反唇相讥，攻击新觉为小人。究竞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如何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对这些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神宗本人无明确的认识，只是凭着权力意志或主观的好恶来决断。熙宁三年，程颗上《辞京西提刑奏状》,文后附有小注交代了程颢被贬的原委：“上谓王安石日：‘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陈襄、程顥专党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当邪说纷纷之时,乃用襄知制浩,颢提点刑狱，人称其平正。此翠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善?’乃以为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文集》卷一)这条材料说明程颗是以小人的罪名被贩的，而神宗认定程颢等人为小人，骨子里是怀着与仁宗同样的猜疑心理，害怕他们会结成朋党，而使自己的大权旁落。
后来神宗对王安石的态度由信任转而为厌恶,两次拜相，又两次罢免他的相职，也是出;于这种猜疑心理。神宗死后，高太后执政，尽皮新法，实行更化。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又恢复新法，绍述先帝。国家的大政方针依君主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反复无常，左右摇摆，新旧两党的君子小人之辦也随之而大起大落。元祐年间，在高太后的支特下，日常由昔日的小人变成君子受到任用，新党由昔日的君子变成小人受到贬點。绍圣年间，在哲宗的支持下，斗争形势发生广根木的机转。说统统由巷子交成小人。新说义统统由小人安成甜子。政治生活陷人严重的混乱状态。没有方向，没行学达，本应是结为一体的官僚政治体质四分五裂，不仅新旧两党势不两立。进行生死搏斗，旧党的部也是各为党比、互相攻奸，,把一场严雨的政见之争扭曲为一场无原则的权力之争。当时虽然有人提出
”调停”之说.认为“君子指小人为好，则小人指君子为党”，劝告管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在行“文景之世网漏吞月”的统容政策，择中立之士而用之以平息党争，但是高太后和打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仍然是采取文特一派、打击一派的做法，唯恐除恐不尽，表现上看来，新旧两党之争恶性发展，以致造成”涂碳天下”的后果。是因为斗争的双方片面地强调冲突，而不知以含洪之道进行整合，行异以求同,应该"两分其罪“，双方都要承担错误的责任，但是，迫不湖源，从更深的层次水吞，祸根是在于集权转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专制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程颐虽未明说，却是通过他的切身经历有所察觉，并且在《易传》中以委婉的方式陈述了他的看法。程颐曾任“崇政殿说书”，承拉把年幼的哲宗培养成一个圣君的要职,为此他满怀希望,兴奋不已，在《再辞免表》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
他说：”得以讲学诗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文集》卷六)但是,哲宗根本无意于做什么圣君，只想做一个为所欲为的专制帝王。绍圣初年，哲宗刚一亲政，就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以觉论的，罪名把他的老师放归田里，接着又送往涪州编管。程颐苦口婆心的教导彻底失败，希望是完全落空了。徽宗即位，程颐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试图有所作为，但是很快又陷人失望。因为徽宗是一个十足的昏君庸主，不仅耽于淫乐，从不考志民生的疾苦，国家的安危,而且对禁绝朋党十分热心。他听信蔡京的谗言，立元祐党人碑，共开列三百零九人,悉称奸党，其中包括所有的旧党，也包括许多新党人士，为这场长期的党争安排了一个玉石俱焚的下场，也为北宋王朝的国运画上了一个休止符。这是一场时代的悲剧,生活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新党或是旧党，是君子或是小人，每个人都逃不脱悲剧的命运。
程颐亲眼看见了这场悲剧的结局，不能不感慨系之，发出了“三代之治不可复也”的哀叹。作为一个儒家三代之治的外王理想毕竟是程颐终生追求的目标，既无法放弃，也不可动摇,但是面对着如此严酷的现实，君主不以王道为心,恣意安为，臣僚互为朋党,纷争不已，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究竟怎样才能克服这种矛盾,把权力结构纳人正轨来恢复三代之治，成了程颐苦告探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在肯定家天下的君主集权制的前提下，权力结构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准则合理地运作，才能造就一种合乎亲亲与尊贤之义的政治局面。在《易传)中，程颐立足于易学的基本原理，联系北宋党争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困境，围绕者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由此而建的了一个充实丰满而其有批判精神的经世外王之学，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