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孔子易即十翼为讲义理的著作，认为《易传》的特点是从卦爻象和卦爻辞中讲出一番哲理来

《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但他认为经和传是经过三圣或四圣的阐发而形成的，其论《周易》，又各有自己的特点。他说：

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牺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是岂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异，故其所以为教为法者不得不异,而道则未尝不同也。(《文集•书伊川先生易传板本后》

这里所说的“道”，指依卜筮断吉凶而训诫世人。朱熹认为，圣人之道虽同，但由于各时代的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不同，其教人的方法也因而不同，对《周易》的解释也不得不异。他实际上，将《周易》经传分为三类：伏羲易，文王周公易和孔子易。关于伏羲易，他说：“古人淳质，初无文义,故画卦爻以开物成务。”(《语类》卷六十六)又说：“盖上吉之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以与之卜，作易以与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开物成务。”(同上)此是说,上吉之民，知识未开,遇事不知如何处理，于是伏義画卦作易，以筮法教民，占得吉便去做，古得凶便不去做,此即《系辞》所说“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这是从教民趋利避害的观点，解释占筮的起源。关于文王、周公易，他说：“自伏義而上，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日圣人观卦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文王观卦体之象面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辞,而吉凶之象益著矣。”(《语类》六十七)此是说，文正、周公之易始有文字，即作卦爻辞，说明伏羲所画卦象的吉凶之义。朱熹认为，文王之易量有文字，但也是为了占筮而设，尚未讲出深远的道理。如卦爻辞中的“利涉大川”“利有做往”等辞句，朱熹认为此是告诚人们“利于行舟”利于启行”，并无其他意义。因为卦爻辞中所讲的事情，大都是古人所古之事。他说：

“易中言帝乙归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类，疑皆当时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比爻,放后人因而记之，而圣人以人爻也。”(《语类》卷六十六)又说：“古人凡事必古。如田获三禽，则田猎之事,亦占也。”(同上)因为是古人占卜之事，有的现已考查不清，不能強加解释。他说：“其中言话，亦然有不可晓者，然亦无用尽晓。盖当时事与人语言，自有与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语言有与今不异者，则尚可晓尔。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词可晓者。具如比卦初六，有乎，比之无咎。有孚、盛街,终来有他吉之类，便不可晓。”(《语类》卷六十-七)朱燕此论，即以此交群为占筮之群，不以其为讲哲理的文字。这在易学史上可谓发前人之所木发。在他看來，直到孔子作《家》《象》《文言》《系群》等传，方讲出一番道理。他说：“文王重卦作路群，周公作交群，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上去。”(《在》卷六十六)关于孔子易,他说：盖易本卜筮之书。故先王设官掌于太卜而不列于学校，学校所设诗书礼乐而已。至孔子乃于其中推出所以设卦观象系辞之旨，而因以识夫吉凶进退存亡之道。(《文集 •答黎季忱》)

他以孔子易即十翼为讲义理的著作，认为《易传》的特点是从卦爻象和卦爻辞中讲出一番哲理来，不同于文王易。其所说的“道理”，主要指阴阳消长盈虚之理。如其所说：“文王周公之词皆是为卜旅。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虛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语类》卷六十七)在朱熹看来，伏義所画之卦，文王周公所系之辞，虽含有阴阳消长之理，但都未说出来,到孔子解易，方将此理讲出来,成为人们所遵缩的进退存亡的法则。总之，朱熹认为，《周易》从经到传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即由占企吉凶到讲说哲理的过程。他举例说，伏義氏画人卦，乾卦之象，坤卦之象，人们筮得乾坤卦或坤卦象，便依此象以断吉凶。到了文王则于乾卦象下添人“元亨利贞”，于中卦象下添人“元亨利牝焉之央”卦辞。但文王、周公所作的卦爻辞，“早已不是伏義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亭而利于正耳。”(《语类》卷六十六)。是说，文王所系之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本是占筮之辞，表明所占之事吉利，比伏義易有象而无文进了一步。

此占筮的意义是“大亭而利于正”，即于“元亨〝处断句，意味非常通顺，有利于正事,亦无高深的道理,此即“犹是就占处说”。可是,到了孔子解易则不同了。他说：“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同上)他认为，将筮辞元亨、利贞”，解释为“元、亨、利、贞”四德，出于孔子易，即以“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来全为利，成熟为贞”;(《语类》卷六十八)就人道说，以其为仁义礼智。朱熹对四德的解释，本于孔疏和程氏《易传》。但孔疏和程氏易,皆以四德解释，而朱熹则以四德解说《彖》传和《文言》，表示孔子易与文王易有所不同。在朱熹看来，四德说，是通过筮辞讲出一番哲理。他说：“夫子读易、与常人不同。是他胸中见阴阳刚柔凶吉消长进退行亡之理。其赞易，即就胸中写出这道理。”(《语类》卷六十六)朱熹此说，区别了经和传，不赞成以四德说解释经文“元字利贞”。他以“元”为“大”，不以“元”为”始”，主张“元亨“近读。这种训估，在经学史上是一个突破,对近人解释卦辞“元亨利贞“起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