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传

程颐“体用一源”,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

二程指出:“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坤。”这是认为,“上天”是人们所面对的宇宙,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宇宙有体、有理、有用,分别称之为易、道、神,故易为宇宙之体,道为宇宙之理,神为宇宙之用,这三个哲学范畴都是对宇宙的统一性的表述,但是,比较起来,唯有用理或天理水表述,最为贴切。所以二程按着指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这个理不是孤悬之理,而是以易为体的。

易即宇宙的自然造化,可谓之道,亦可谓之神,因而易也就是理,具体说来,称之为生生之理。此生生之理是支配宇宙大化流行的内在机制和基本的原动力,所以二程着重去体贴此生生之理的哲学意蕴,经过了一殚思竭虑的探索,他们终于取得了哲学的突破,恍然大悟,卓然白信,并且产生了一种沛然而莫之能御的欣喜之情。比如明道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面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伊川也指出:“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表面上看来,二程的这种体贴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复述了《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

程颐“体用一源”,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

但是,二程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来体贴的,实有诸已,理与心一,乃说自家事的”有德之言”,而非考崇所至的“造道之言”。理者无形,藏于事中,即事言理,此理固深,离事言理,则无甚可说。所以伊川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说”。明道也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日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本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这是他们讲究实学的经验之谈。所谓“默而识之”,就是体当自家的实事去涵泳义理,一方面自至理便推之于事,由体以及用,另一方面通过人伦日用下学而上达,由用以明体。为了把这种明体达用之学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二程进一步讨论了道与器的关系。

道为无形之理,是为形而上,器为有形之气,是为形而下,此二者的关系不即不商,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白其不即者而言之,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不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密而不显,不可以日见,不可以耳闻,是潜藏于阳阳之中支配阴阴二气激荡推移变化感应的规律。《周易》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以一个道字“截得上下最分明”,明确指出 在道与器之间存在着一个上下分明的界限。

但是,自其不离者而言之,道与器又是相互联系结为一体的,“离了阳阳更无道”,“器亦道,道亦器”,“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彻上彻下,不过如此”,道不在阴阳之外,即在阳阳之中,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因此,二程对道器关系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强调应该从二者的联系中见出其差别,从二者的差别中见出其联系。这种关系也就是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虽为一源而有体有用,虽为无间而有显有微。

程颐“体用一源”,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把那个支配事物运动变化的“所以“体贴出来。“所以阴阳者是道也。”这句话是伊川川说的。其实明道也十分重视对“所以”的研究。《遗书》卷十一记明道之语说:“冬寒夏暑,阴阳也,所以运动变化者,神也。”“所以”就是理或天理,也叫作“络。”明道说:“易毕竟是甚?又指而言日: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圣人不人意至此深且明众,终无人理会。易也,此业,密世,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当自得之。”(《遗书》卷十二)伊川说:“安有识得易后,不知退藏于密?(密是甚?)”退藏于密,密足用之源,圣人之妙处。”(《遗书》卷十五)〝密”即形上精微之理,也就是易道的精髓,此理与事相通,易知易从,而为用之源,益举体而选用则非体,徇微而废显则非微,因而易学研究应该者重去理会“密是甚物”的问题,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如果因事明理,摄用归休,把握了易道的精髓,也就知道如何退藏于密,从而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送通的境界,无往而不自得。这就是二程以理言《易》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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