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通天下 《 周易》与古代经济政策 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

货通天下——《 周易》与古代经济政策

本论将以翔实的资料论证《周易》的宏观管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和深刻影响，揭示《周易》经国治世的实用价值。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二、“夏多益寡、称物平施”的宏观调控原则；三、“损上益下、民悦无疆”的治国方略；四、“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决策方法；五、“通其变，使民不倦”的货贿流通观念。这些思想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也有借鉴作用。

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是记载古代经济政策的主要文献。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在解释“食货”二字时作如是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日货。⋯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氏。‘研木为耜，烁木为未，未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日生，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汉书 •食货志上》)这里，再三引用《周易•系辞》，可见《周易》对古代经济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周易》是古代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且也是古代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南。历史上许多大有作为的经国治世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周易》的管理思想去筹划谋略，以应时顺变、扶危济困、蕃货长财、富民强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周易》的思想和精神造就了许多革新家和理财家。

一、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

随几处变的方法论是《周易》的一个重要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时位体系就在于反复閘达应时处变的意义。故《易大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群下》)革故鼎新恩想是随几处变思想的引申和发展。《革》《鼎》二卦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正如《易大传》所讲：“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彖》)“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杂卦》)。革故鼎新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历史上许多改革家正是以这种革新精神，在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或国家困危之时扶正祛邪、兴利除弊、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现以王安石为例说明之。

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宇介甫，其名和宇就带有易学色彩(取自《豫•六二》及其《象》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改革家、理财家。他“少好读书，一过日终身不忘”，特别是从《周易》中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他根据《周易》的财富观，提出了“以义理天下之财”的响亮口号：“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王临川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宣扬“哀多益宴，称物平施”的理财原则(见《王临川集》卷七十五《易象论解》)更深得《周易》“变易”思想之精髓，提出“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王临川集》卷六十七《非礼之礼》)。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北宋政权面临着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已 无力应付。就经济方面来说，豪强兼并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地主大官僚占田己达天下田畴之半，失地农民困苦不堪，流离失所;国家财政日益困窘，人不敷出，冗员元兵开支庞大，百姓不堪重负。这一切都激化了阶级矛盾，动摇着北宋王朝统治。王安石于公元 1057 年(末仁宗嘉枯二年)人朝任度支判官(主管财政收支的官员)，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宋史•王安石传》)的理财原则。1069 年(神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建立了创立新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变法作组织淮备。翌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新法，实行了以财政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国家收回“轻重敛散之权〞，打击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扭转积贫积弱的国势，实现富国强兵。他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都收到了明显成效，“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色 所积钱米，亦不诚二十万。”(《宋史• 食货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