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为有形之物，乾坤二元为无形之德，天所以运行不息，地所以厚德载物，是依靠其无形之德

西汉末年流行的经纬中的易学理论，同样通过对易道之普遍性的渲染，表达一种对宇宙统一性的追求，这种哲学思考却最终走上了神学目的论。《易纬》中解易的代表著作《乾凿度》曾提出九宫说，解释阴阳二气运行与八卦的关系(具体内容见第三编《易纬》)。其核心命题是“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旨在以阴阳之数，九宫之数以及大衍之数说明八卦所主的节气的变化(天道之运行)具有数的规定性，并且以太一即北极神作为四时变化的主宰者，后者是对卦气说的神秘化。

这种以象数学为特征的易学理论，认为节气变化的数的规定性主于八卦，后者包含了一种规定气候变化的先验图式，其实质无非在于说明易道广大具备，范围天地之化。《乾凿度》还以五常配八卦，认为一年气候的变化又体现了人伦之道。

此说以震离兑坎四正卦配仁义礼信，中央不配卦，但具有维系四维之卦的功能，故配智。又以五行配五常，五行主四时，四时分属于卦气，这样，卦气便具有五常之德。五常不仅理人伦，而且明天道，是关于“天人之际”的根本原理。

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师郑玄提出五行生成说，认为大衍之数是五行之气生化万物的法则。比如，他以天地之数配五行，并配四方，表示一年气候的变化，又将七八九六之数同五行相生的顺序联系起来，认为生命的变化与一年四季的变化是一致的，从而以五行之数的变化解释生死鬼神。这种象数易学理论的哲学底蕴是认为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具有一致性，而且大衍之数来源于天地之数，即易道源于天人之道，同样是“易兼天道与人道”的一种说法。

汉代易学的特点是烦琐，此种学风受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易的玄学派之清算。王弼是正始玄学的重要代表。在比较郑玄与王弼易学之特征时，唐李鼎祚于《周易集解序》中说：“郑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确实，，王弼易学的基本倾向是着重以人事问题，比附卦爻的变化，进而对卦爻辞做出解释。他的爻变说旨在说明爻象的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以补充他提出的以追求卦爻之统一性为日的的一爻为主说。前者以“情份之动“说明爻变之赏测，其中的重要特点是将爻变人格化了，从而说明卦爻的变化是人事变化的一面镜子。

王弼易学的这种将《周易》视作政治人生教科书的基本倾向似乎表明他认为易道只涉人道，这世是上引李鼎祚的结论。其实李说并不全面。王弼易学也讲天时的变化。比如，在注解复卦辞时，王弼说：“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实际上是引郑玄卦气说加以解释。又如，王弼解易主张取义，在释乾坤二元时，不以乾坤二元为有形之物，而是以之为至健至顺之德性，解释其能始万物、生万物的原因。其结论是：天地为有形之物，乾坤二元为无形之德，天所以运行不息，地所以厚德载物，是依靠其无形之德，这是以乾坤二元的无形之德为天地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基本规律。他的易学理论主张不要被卦爻中讲的具体物象所迷惑，而应寻求其背后可以概括一切具体物象的抽象原则，同样是追求具有普遍性的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