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传》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精神，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的利益

《周易大传》讲到人对自然的态度时，提出了“先天”“后天”“裁成”“铺相“等思想，这就不同于庄子的“侔天”说，也不同于苟子强调人为、征服自然的态度。

它主张既不屈服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尊重自然规律。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精神，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的利益，以求在现实中达到与自然协调一致的理想境界。这种认识，和庄子、荀子比较起来，确实是一种全面的观点。

庄子“畸于人而佈于天”的“人”，是得道之人、体道之人，并非现实中的人，是人在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其本质是观念中的人、理想中的人。庄子的“侔天”，不是现实中的“天人合一”。苟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主要指“君子”“圣人”，亦即有德在位的统治者。因此，萄子“制天命”不包含一般的平民。《周易大传》避免庄子精神哲学的弊病，吸收荀子的思想，把“人”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裁成”，“辅相”天地之道的人。但和街子同样，也把与天地合德的理想境界仅局限于“左右民”的统治者，这就局限丁“天人合一”的理论意义。

我们对《周易大传》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上述四个命题分别考察之后，还有必要就《周易大传》的这一思想，从总体上再做进一步评述。《周易大传》是解释《周易古经》之作。它认为《周易古经》是一个无思无为的至神之“物”，其根本特点是“藏往知来”，就“藏往”而言，它以特殊的形式体现着宇宙万物的根本道理，即所谓的“广大悉备”，“弥纶天地之道”;就“知来”而言，它以占筮的方式揭示人事的吉凶祸福，即所谓“极深研几”“颈知幽明之故”。《周易大传》对《周易古经》这样一个根本性认识，恰怡关涉天人关系，这就不能不为其“天人合—“思想带来复杂的内容。

天人关系，包括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诚如有的治易学者所说：“《周易》这部书与其他书有一个明显而且突出的不同，它本身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一个中介，它一边联系着容体，是客体的摹本，如《系辞传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失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都指明《易》是认识对象的反映;它一边又联系着认识主体，是主体赖以认识客体的手段，如《系辞传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可见，《周易》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问，介于天和人之间的意义，主要的不在于区别了天和人，而是在认识主体(人)和认识客体(天)之间楔人了一个“神物”，从而导致了在“天人合一”思想中渗透着复杂的内容。

根据《周易大传》的阐释，《周易古经》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弥纶天地之道”，是古代作《易》之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认识成果，是对宇宙万物的攀拟，体现着作《易》之人与客观世界认识上的统一。然而，在《周易大传》的作者看来，作《易》之人不是“日用而不知”的“百姓”，却是“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的“圣人。所谓"至人成能”“百姓与能”，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就意味着，作《易》的圣人是全智全能的，是绝对真理的体现者。可见，《周易大传》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圣人”，不是现实的人，而是超现实的“神”。这就使《周易大传》中有关“天人合一”思想带有神学的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