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实际上是对经学的否定，它标志着先秦儒学的新流变
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实际上是对经学的否定，它标志着先秦儒学的新流变。玄学的学术理论洲源，以切近言，可湖区于两汉之际杨雄的《太玄》和《法言》。杨氏二书之作，表明了一批正统的儒家学者力图摆脱神学经学，创立新的儒学体系的理论尝试。这种尝试，捅破了经学堤坝之一陽，为儒学玄学化准备了理论条件。魏晋学者，把储学经典《周易》与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合称“三玄”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注释《论语》《周易》《老子》《庄子》，以需释道，援道人需，使儒学蜕变为玄学。尽管自魏晋及南北朝，儒学六经逐渐发展为十三经，治经者亦不三其人，但不是家数杂驳，不能统贯一代学风，就是深受玄风影响，大失先儒之旨。东晋时期，佛学开始流播，玄学逐渐消融于佛教。纵观魏晋时期的儒学，虽然于理性的思辦程度较之于两汉儒学有了质的提高，但儒、道两家经典并立，儒学与佛学相互格义，从而使儒学几乎丧失了白身的主体性格，陷人了儒学发展的低谷。
但另一方面，物极必反，这种现象叉为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三)唐宋以后，儒学的勃兴与新发展
唐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人后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阶级需要创建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孔孟儒学的价值，经过与佛道二教的轮番对比，显示了它在中国的不可替代性。韩愈和李翱，在反佛的旗帆下，摒除了董仲舒的神学儒学，以孔孟儒学的继承人自居，以重振儒学 为已任，提出子“道统”说和“复性”说。他们的抱负尽管当时没有能实现，却为宋明新儒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石。
宋明新儒学或道学，亦称理学，包括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道学家释“礼”为“理”，以理气、心物和天理、人欲关系等问题为中心，以“道问学”和“尊德性”为治学特征，相互补充和论辩，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孔子和思孟学派的天人性命之学。理学和心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表面上批判佛、道，实际上却援引佛道哲理来滋润、充实孔孟儒学;把佛、道的修特、禁欲主义主张，与孔孟儒学的慎独、内省等修身要诀相结合，用宗教的出世主义改造人世主义的儒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理教体系。因此，宋明道学，无论就其思想内涵还是思辨程度，都较之前代儒学要丰富和深邃得多。它标志着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道学家类似汉代经师，以书院作讲堂，以说经和注经为形式，却一反汉儒笃守经师烦琐训诂之说的泥古学风，摒弃神学儒学，信言义理，断以，已意。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于“五经”之外，集注“四书”，推尊孔、孟，用封建统治阶级的纲常名教范围人心，子导读书人追求他们树立的思想人格。
儒学与易文化传统
孔孟需学，对于形成中国文化传统，无疑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这种作用的价值判断，却一直是然然否否。这里既有儒学自身的原因，也有历史的、阶级的、实践的诸多方面的原因。
